作者| 高凌朗北京股票配资官网
编辑| 汪戈伐
停牌超过六年的科兴生物突然宣布，将向股东派发每股55美元的现金分红。如果将这个数字对比其停牌前6.47美元的股价，就意味着收益率达到了850%。更引人关注的是，公司还准备进行第二轮和第三轮分红，累计金额可能达到每股124美元。
根据赛富基金透露的信息，科兴生物账面拥有103亿美元现金储备，而这次多轮分红总支出预计约75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司将动用七成以上的资金进行股东回报。
如此大规模的现金分配并非常规的股东回馈，而是一场长达七年的公司控制权争夺战的最新延续。
从2016年开始，科兴生物内部就因私有化计划引发严重分歧，创始人团队分裂，外部投资者介入，最终导致公司治理陷入混乱并被迫停牌。
这期间正值疫情时期，科兴生物凭借疫苗业务获得巨额利润，但股东却无法享受股价上涨收益。当前的分红决定看似是对股东的补偿，实际上可能是控制权博弈的收官之作。
创始人合作破裂
科兴生物的麻烦始于两位创始人的分歧。
2001年，拥有疫苗研发技术的尹卫东与资金雄厚的北京大学教授潘爱华合作成立北京科兴。按照当时的股权安排，潘爱华投入5100万元资金获得76%股份，尹卫东以技术成果入股持有24%。公司随后推出国内首个甲肝灭活疫苗产品，并于2009年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
问题在2016年集中爆发，彼时科兴生物准备启动私有化程序并计划回归国内资本市场，但两位创始人对公司未来发展路径产生根本性分歧。
尹卫东主导组建了内部收购团队，潘爱华则联合外部投资方成立对抗联盟。这场争夺战的关键人物是李嘉强，这位具有哈佛医学博士背景的华裔科学家通过其控制的强新资本持有科兴生物22.5%股权，也是当时公司第一大股东。
2018年2月的股东大会成为双方公开对抗的起点。李嘉强与潘爱华联手，企图在会议上罢免尹卫东等现任董事会成员，并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
面对这一威胁，尹卫东采取了激进的反制措施，启动所谓的\"毒丸协议\"，即向除对手方外的所有股东大量增发新股份，从而稀释敌对方的持股比例。
这种做法虽然在技术上保住了尹卫东的控制地位，但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纠纷。据《e公司》称，双方争斗还扩展到拉闸断电、抢夺公司印章等行为。更严重的是，双方开始相互举报对方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公司治理彻底失控。
2019年2月22日，纳斯达克交易所基于\"公司治理失效\"的理由强制科兴生物停牌交易，股价被固定在6.47美元水平。
这一决定居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当全球疫情即将爆发、疫苗概念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之际，科兴生物的投资者却无法通过股价上涨获得任何收益。
业绩飞升
停牌决定做出几个月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科兴生物旗下的科兴中维公司迅速投入疫苗研发工作，利用公司在灭活疫苗技术方面的积累优势，成功开发出克尔来福疫苗。
该产品成为全球最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灭活疫苗之一，随后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许可，最终销售到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机遇带来了科兴生物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表现。根据公司财务报告，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93.7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94%，净利润达到84.67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7572%。
这个利润水平相当于科兴生物2015-2020年总利润2.4亿美元的35倍以上，科兴生物从一家中等规模的疫苗制造商转变为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随着全球疫情形势的变化，该疫苗市场需求迅速萎缩。2022年科兴生物营业收入暴跌至15亿美元，降幅达到92%，净利润也锐减至1.14亿美元，同比下降99%。2023年公司甚至出现1亿美元的净亏损。从巅峰到低谷的急剧变化反映出疫苗业务的高度周期性特征。
在业绩大起大落的同时，公司控制权争夺战也出现了重大转折。202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潘爱华犯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判决书显示，潘爱华联合杭州强新等关联方试图转移厦门未名34%股权的行为构成了职务侵占，这一行为的背景仍然是对北京科兴控制权的争夺。
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2025年1月，英国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经过长期审理后作出裁决，认定科兴生物2018年股东大会的决议程序存在法律瑕疵，此前实施的\"毒丸协议\"被宣布无效。
根据这一裁决，李嘉强等人在2018年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获得了合法地位，成功接管了科兴生物董事会。
新董事会的组成包括李嘉强、卢毓琳、王国玮、李鹏飞等人，其中多人来自强新资本和奥博资本。
这意味着经过七年的法律程序，李嘉强方面最终实现了对科兴生物的控制权获取。但这一胜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平静，反而引发了新的争议。
分红真实意图
新董事会上台后不久，科兴生物另一重要股东维梧资本公开表达了不满，这家管理规模达50-100亿元的全球知名医疗健康投资机构持有科兴生物10.33%股份。
维梧资本在今年4月发布声明，指控科兴生物新董事会的多项行为损害了股东权益。维梧资本声称，新董事会威胁要撤销包括其在内的投资者持有的约16%股份，并且阻挠股东按照公司章程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要求。
更严重的是，维梧资本指出新董事会的行为导致公司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辞职，这使得科兴生物无法按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进而威胁到公司在纳斯达克的上市地位。
为此，维梧资本在安提瓜和巴布达、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等多个司法管辖区发起诉讼。
面对这种内外压力，科兴生物董事会在6月18日公布了大规模分红计划。这一方案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每股55美元将于7月7日支付，第二阶段每股19美元随后发放，第三阶段计划分配每股20至50美元。
整个分红方案的时间安排显然经过精心设计，第一笔分红恰好安排在7月8日特别股东大会之前。
7月8日的特别股东大会将审议董事会成员的任免议案，而科兴生物在分红公告中明确表示，股东的投票结果将直接影响后续补偿性股息的发放。
也就是说，通过在股东大会前先行发放巨额现金红利，董事会显然希望获得股东的支持票数。
从财务角度看，科兴生物确实具备实施大规模分红的能力。按照赛富基金公开信中的数据，公司账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额为103亿美元。
如果按照最高分红方案计算，三轮分红总支出约为75亿美元，将消耗公司超过70%的现金储备。这种几乎清空账面资金的做法在公开上市公司中极其少见。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种\"清空式\"分红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策略。当公司绝大部分现金通过分红形式分配给股东后，即使未来控制权再次发生变更，新的管理团队面对的也将是一个现金储备严重不足的公司。
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对潜在收购者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会限制公司未来的发展投资能力。
放眼整个资本市场，科兴生物的“内斗戏”并非孤例。万科和国美等公司都曾因为股东内部争斗而付出巨大代价，不仅错过了重要的市场机会，还导致公司市值大幅下降。
无论如何，在当前生物医药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失去大部分现金储备的科兴生物能否在后疫情时代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将直接关系到公司和股东的长期利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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